1987/09/07 新醫藥週刊第1151期  第一版

文  陳寬毅

概觀中國醫藥傳承二千多年來一成不變，其實不然，而中國醫藥在歷代不斷有醫藥人才輩出，無論是醫是藥都有因時代背景之影響，在臨床之經驗，在藥之新知，皆有甚大之進步，惟其歷代諸醫藥學家，有所新的創見和發明，蓋無脫離其創始之醫藥基本理論與範疇，若不從中國醫藥史縱橫探討，則不易見出其進步變化之內涵和實質狀態，尤以金元時代之醫藥思想之變遷與其影響後代甚鉅。

中國醫藥自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及方藥之張仲景學說，藥之《神農本草經》而始，從後漢以降歷經兩晉、南北朝、唐宋一派相傳，原無流派之分，然唐代因受佛教之影響，至宋代儒學之盛行，而產生極端之唯心主義思想，將佛、儒、道融合於一爐，應運產生了「理學」之思想，並日益發展而興盛，加之宋代手工業和商業經濟急速變化發展，文化科學之繁榮，特別有了活字印刷之發明，更促進了學術之發揚。

復有當時政府重視醫藥，大力獎勵，使醫藥學有心研究，致各方面之人才輩出，由是對於我國醫藥之發展產生極大之影響。

若說兩晉，南北朝至隋唐，五代之醫藥學說是建立在《內經》基礎理論上，以累積實踐經驗得到進步之階段，而宋、金、元之醫藥是建立在前此一階段之實踐基礎上，進一步近代理論之探討和臨床運用實質之提昇，正加人類對於知識追求過程，由實踐至理論，復由理論至實踐，有此不斷之反覆過程，乃是人類對於知識追求進步之認知。

在宋代「理學」學術思想發展之結果，亦將此「性理」學說混入了中國醫藥中，因此導致金元醫藥學基本思想之變化，認為人身即象—小天地，必然依五運六氣天地萬物運行，人體亦如斯營行生活現象，藉於四季寒暑之過或不及，皆會影響人體而產生疾病，由是治療亦宜相應不可過或不及矣。其如金代劉完素倡導五運六氣，陰陽五行，著《素問玄機原病式》，乃依據王冰偽作之《素問•至真要大論》，以論天地運氣，造化自然之理，推論疾病歸於五運六氣之化，主張治病要訣必分陰陽虛實之別，自此我國醫藥學說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一大雙化矣。

由於這一時代醫藥思想大變之後，醫藥人才輩出，在於陰陽五行，五運六氣學說之新的研究發展，直接影響中醫藥理論之演變。更重要之因素，乃我國醫藥學自《傷寒論》醫學以後，經過七八百年臨床實踐知識之累積，對於疾病發生、發展理則之認識，對於治療和處方用藥之理論，奠定長足進步之要素，由是賦與提高舊理論和創造新理論，結果產生進步實驗基礎。加之其他科學文化之發展，知識份子加入了醫藥行列之研究，使得此一時期醫藥理論之發展，直接產生促進作用。

中醫學理論在宋代以前發展，其基本理論方面沒有顯著之突破，尤以運氣學說其根本內涵過於玄幻，很難為臨床實踐醫藥家所接受，但隨著理論研究之深入發展，導致學者對於基本理論作新的探討，各發揮其所長，使致金元時代產生了醫學上之流派，亦即根據個人觀察和體會之逆推，經實驗之不同，領悟之不同，探究重點之不同，特別是受了當時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思想之影響，形成主觀片面之突出，維持各人觀念之範疇，乃產生醫學流派之主要原因。

金元時代醫學流派之主要代表人物，所謂「金元四大家」，即劉完素、張從政、李杲、朱震亨等四人，自是醫學流派之門戶開矣。《四庫全書•提要•醫家類》曰：「儒之門戶分於宋；醫之門戶分於金元，觀元好問《傷寒會要》序，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；觀戴良作《朱震亨傳》，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」也。茲將金元四大家各持之醫學基本思想略述如下：

劉完素（河間）乃承受運氣學說中強調六氣致病之影響，復根據《內經•至真要大論》中所謂病機十九條之說法，認為六氣中之「火」、「熱」為重要之致病因素，大加發揮運氣說中之「氣化」部份，強調六氣皆能化火，由是認定絕大多數疾病是由火所致，因此治療時必須以寒涼藥為主，故後世稱為寒涼派。劉完素著有《素問要旨》、《素問玄機原病式》、《宣明論方》、《傷寒直格》等。屬於此派者有穆子昭、馬宗素、羅知悌、葛雍、鎦洪等。

張從政（子和）雖屬劉完素一派，但他之主張且不盡相同，他認為六氣致病主要是「邪氣」侵入人體之結果，治病必須從體內排除此種「邪氣」不可。因此主張治病應以汗、吐、下三法為主，特指吐、下兩法，治效最速，為善此種「攻法」，故後世稱為攻下派。張從政著有《儒門事親》，為十種著作合刋者，另著有《六門二法》、《傷寒心鏡》等書。

李杲（東垣）與劉完素、張從政二人所強調六氣之「外感」致病作用相反，他認為疾病之發生，包括外感病皆為「內傷」所致，強調體內正氣之損傷為主要因素。復又根據《內經•太陰陽明論篇》之論說，大加發揮認定人體正氣，應實脾胃之「元氣」為主。他主張「人以胃土為主，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」。故治病應以補脾胃之氣為主。後世稱他為補土派。他之主張正與張從政相對。著有《內外傷辨惑論》、《脾胃論》、《蘭室秘藏》、《用藥法象》、《醫學發明》等書。屬於此派者有張元素、王好古、羅天益等人。

朱震亨（丹溪）；他亦受劉完素之「主火論」影響，但他對於「火」之觀點則與劉完素大不同。他認為人體內有一種「相火」，此種相火最易因聲色之刺激而妄動，其如色慾之衝動最易耗瀉陰精，而認為人體內「陰常不足而陽常有餘」，指陰精之不足是為疾病發生最重要之因素，故主張治病應以補陰精而抑相火為主。後世稱他為滋陰派。朱震亨著有《格致餘論》、《局方發揮》、《傷寒辨疑》、《日用纂要》、《外科精要》、《本草衍義》、《丹溪心法》、《脈因證治》、《素問糾略》、《金匱鈎元》等書。

綜上各派之主張，雖都以片面概全論調之缺失，然他們皆為臨床實踐之發揮結果，都有著實際觀察和治療經驗依據，從其不同之深入論說角度，帶給後世極大之影響。特別是其不同主張互相之爭論，更進一步促進了醫學理論之發展，在我國藥之學術價值仍存有很大之貢獻。

藥學方面如同醫學，仍受當時「性理學」學術思想興盛之影響，對於自古醫藥傳承發展之認知，逸出傳統本草專以經驗樸實記載為主之規範，以本草正條主治，嵌入醫之三陽三陰及歸經十二經絡，如是以為更切近於實用之基本理論思想，為金元時代所創之藥學特色。舉如王好古之《湯液本草》、張元素之《珍珠囊》、李杲之《用藥法象》、《用藥心法》。即以本草諸藥，配合三陽三陰、十二經絡，並以主病為館（君），臣、佐、使，應次之。每藥之下，先氣次味，次入某經。總之，本五行說而附會藥效，以理論為能者。

就從金元醫家李朱學派對於藥性理論思想，從王好古著《湯液本草》所撰述之基本思想「引經報使」論說，可窺知其梗概，所謂引經報使，是謂六經之經絡，各有所引經之藥，即依其歸經藥之理則用藥，自能達到發病之所以治之，如羌活、防風為入太陽經之藥，故為用於太陽病之藥。如葛根、白芷為入陽明經之藥，故為用於陽明病之藥等。乃主張藥物各有歸屬，以使入所屬之經絡。

總而言之，金元醫藥所謂金元流之醫學，就宋金元時代由於醫學理論之發展，一方面使《內經》和《傷寒論》學奠定了基本理論和臨床理論基礎，更加完善和系統化，並更能和臨床實踐結合起來，從而鞏固和發展中醫之辨證論治之特點。但另一方面，由於歷史背景之限制，特別受了當時唯心主義哲學思想之影響，也使中醫理論，加某些神秘和迷信色彩，脫離傳統醫學樸實之範疇。在藥學之引經報使者，且非對於各種藥物之具體研究結果，而祇是一種觀念逸出之架空說，自此明、清以後醫家受其感惑紛耘矣。在原本之藥理學說因基於此思想而為煩雜紊亂，將各藥之氣味，依附其獨特之陰陽學說，就藥效之說明亦陷於更煩雜無緒。

近代國內外本草學家，對張元素之《珍珠囊》、李果之《用藥法象》、王好古之《湯液本草》、吳瑞之《日用本草》、胡仕可之《本草詞括》、朱震亨之《本草衍義補遺》等金元明間之本草書，認為均非正統之本草，其利用價值亦鮮矣，咸認研讀金元以降藥物處方書者，必與古來之正統本草區別，認知傳統經驗之藥理說及價值觀，以正本草藥物使用之理則。

我國醫藥自後漢•張仲景以降，經兩晉、南北朝、唐宋皆推崇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之基本理論學說，蓋無流派之分，惟自金元始有流派之爭，醫藥之有五行說附會藥效及引經報使之論調，成為「金元流之醫藥」，而影響後世醫藥之發展至鉅，如是後世對於傳統醫學更引出古方派和後世派之分，乃因金元醫學變革之緣由矣，使自古以來傳統無爭之醫藥，造成一大斷層和分歧，致以後中醫藥研究帶來紛擾不利之影響。

(本文原載於臺灣省中醫師公會會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