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歷史發展長河中，對人類的生命、健康、財富等帶來最大威脅和挑戰的除天災、人禍、戰爭之外，便是瘟疫了。說到瘟疫，人們都是「談虎色變」，避之不及，瘟疫對人類的殺傷力實在是太大的。直到現代科學技術比較成熟的今天，仍舊會有一些新的「瘟疫」出現，近幾十年來，新增加了近三十種新傳染病，如登革熱、回歸熱、愛滋病、瘋牛病、病毒肝炎、埃博拉、非典、新型冠狀病毒等等，這些新病毒的出現給人類帶來了嚴重的災難。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萊德伯格所說：「同人類爭奪地球統治權的惟一競爭者就是病毒」！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瘟疫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襲擊人類

瘟疫，聽上去就是一個可怕的名詞，它使人聯想起黑死病、天花、鼠疫、霍亂等等，以及萬戶蕭疏、街市凋敝的景象。並不是所有的傳染病都會形成瘟疫。人們通常所說的瘟疫指的是烈性流行病的大爆發，迅速廣泛傳播而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。

傳染病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襲擊人類。3000年前的木乃伊上已經有了天花留下的麻點，西元前4世紀的文獻中有了流行感冒的記載。西元542年，拜占庭帝國經歷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行病，許多人突然發燒，全身紅腫、劇痛，一些人發了瘋，得病的人幾天之內就會死亡，高峰時期每天有1萬人死去，屍體來不及掩埋就被棄在街頭或者城外。高峰時期持續了4個月，但並沒有過去，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，瘟疫不斷復發，並沿著地中海沿岸傳播，殃及當時所有著名的國家，死亡總人數達到1億人。瘟疫導致勞動力奇缺，土地無人耕種，許多城池成為空城、死城。

14世紀初，鼠疫又一次橫掃了歐洲。這次人們稱之為「黑死病」。黑死病前後蔓延肆虐了300多年，使整個歐洲1/4的人死亡，並波及亞洲、北非海岸。薄伽丘的名作《十日談》寫於1349到1351年間，就是這個瘟疫時期。那時候義大利的佛羅倫斯和經受這場災難的其他城市一樣十室九空，喪鐘亂鳴，有七男三女十名貴族青年為了躲避瘟疫，逃到郊外一座風景如畫的別墅中。他們輪流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來度過這段惶恐難安的時光。

他們一共講了10天，共有100個故事，這就是《十日談》的來歷。故事中有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出場，既有國王、貴婦、僧侶、詩人、學者，也有商人、匠師、農夫、香客，還有酒鬼、賭徒、流浪漢等，而這些人物活動的共同舞臺背景就是這場黑死病。在貴族青年們的故事中充滿了快樂和世俗情感，但始終徘徊著瘟疫的陰影。

鼠疫的第三次大爆發是在1894年的中國雲南，20世紀30年代達到高峰。流傳亞洲、歐洲、美洲和非洲60多個國家，總死亡人數千萬以上。

為害世界的瘟疫遠遠不止鼠疫這一種。天花長期在歐洲流行，並隨戰爭的傳到中國。僅就北京城來說，從元朝到清朝都有過多次瘟疫大爆發，傳說中最糟糕的時候每天死亡上萬人。16世紀，歐洲殖民者開始踏上美洲大陸。在此之前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總數為2000萬左右，而歐洲人來到後的短短100年間，天花等惡性傳染病就使土著人口銳減到100萬。遠離其他大陸的美洲土著居民對歐洲人帶去的病毒沒有抵擋能力。他們怎麼也想不明白，為什麼瘟疫只殺死自己的人，卻對白人沒有損害，因而只能相信這些入侵者受到神靈的護佑。這使得他們無心抗爭，因為在他們的傳統信仰裡，人不可能與神靈的代表作戰。

此外，霍亂、瘧疾、麻疹、肺結核、流感等都在世界各地造成過大大小小的災難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今天的人類是從歷史上無數次瘟疫中存活並走過來的。

人類社會發展是瘟疫的起因

導致瘟疫發生的病毒、細菌等致病微生物在自然界中本來就存在，它們在地球上出現得比人類早得多，寄生在動物體內或者隱藏在森林、土層等自然環境當中。這些病原體在動物體內也許並不致病，因為它們周圍的環境條件維持了一種平衡狀態。但它們一旦與人接觸，或者環境條件改變，就引發流行病，而且往往相當猛烈。而人們由於以前從沒和這些病原體接觸過，所以毫無抵抗能力。

人類社會的發展，人口的遷移和積聚，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化，這些都可能打破病原體所處的環境條件。大規模的交通和貿易給流行病蔓延提供了便利，所以人口越密集、流動越頻繁，瘟疫就越容易傳播。歷史上，商人、水手、獵人、旅行者、士兵都是疾病最主要的傳播者。人類還把家畜帶到新的地區，一些病毒、細菌也會通過這些動物傳播。

農業社會的出現被認為是群眾性傳染病形成的開端。這是因為農業造就了比原始的狩獵、食品採集生活方式更高的人口密度，流行病的傳播更容易了。而且農民是定居的，他們生活在固定的區城內，這樣他們自己和家畜排放的污染物便集中在相對的小範圍內，附近的飲用水源等自然資源就成為疾病傳播的途徑。歐亞大陸由於農業發達，傳染病也就比別處更頻繁而猖獗。還有畜牧業，人和動物密切接觸，也是動物疫源性疾病的一個重要來由。

如果說農業和畜牧業使瘟疫容易發生的話，那麼城市就更上一層樓了。在缺乏有效的公共衛生系統的年代，稠密的人口使病毒和細菌更快地滋生和散佈。商業和貿易的興起使人口和物品更加快速地流動，為瘟疫傳出發源地提供了更大便利。

戰爭也是「助病為虐」的最大幫兇之一。軍隊使大量人員聚集，征戰中的士兵居住和生活條件很差，入侵行動則把瘟疫帶到別的地方，更別提還有些生物戰行為。1346年，蒙古大軍攻打黑海邊富庶的卡法城，久攻不下，且軍中鼠疫流行，眼看就要兵敗而退的時候，一位將軍想出一個辦法。他們把病死的土兵的屍體用彈弩投入城中意圖恐嚇守城士兵，沒想到鼠疫傳入域中，瘟疫大肆流行，城門不攻自破。從黑海方向逃走的城中居民又帶著病菌越過黑海，把病菌擴散向其他國家。帶病菌的屍體成了最早的生化武器。

1799年拿破崙大軍征討敘利亞，也曾遭遇鼠疫，病兵無數，隨軍畫家格羅就畫下了《拿破崙視察雅法鼠疫病院》。這幅作品再現了拿破崙大軍征討敘利亞途中，拿破崙在雅法城探視患鼠疫的士卒的情形。當時，因為鼠疫橫行，士氣大受打擊，為鼓舞士氣，拿破崙親臨病院視察。此外，天花傳入中國，墨西哥天花爆發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流感大爆發，都和戰爭有著莫大的關係。

除了人禍，天災也是瘟疫流行的禍首之一。明末萬曆、崇禎年間，中國出現一個空前的乾旱時期。旱災連年發生，草原上的老鼠、旱獺等齧齒類動物遷徒到農牧業分界地帶盜食莊稼，而欠收的農民也會去挖掘鼠窩中的貯糧，這給了病菌、鼠蚤以可乘之機。解放前的我國、過去30多年的孟加拉，都曾因為洪水災害而導致霍亂、瘧疾大流行。

誠然，瘟疫爆發和流行的首要條件是存在著病原體，就是病毒和細菌。而上面所說的人類行為和自然災變都給病原體提供了大流行的條件。我們可以看到，人類面對瘟疫有三個主要任務，一是找到病源，二是切斷傳播途徑，三是進行治療。人類與瘟疫的戰爭多少年來都圍繞著這三個任務，但是三方面的作戰成果各見短長。直到有能力找到病源，才真正獲得了治療手段，而這個福分到20世紀才降臨。

(本文作者為醫學科普作家、成都新知源健康中心副主任中醫師)

摘自:新醫藥週刊2679期